《俞鸿钧传》将黄金运台一事系于俞鸿钧一人，“完全是俞鸿钧个人鉴于时局逆转，默察形势，当机立断，所做的一项重大决定。”作者此说是出于何种考虑不得而知，明眼人都看得出，国库黄金是一国经济脉门所在，没有“最高当局”的许可，即便是中央银行总裁也不可能把这些黄金私自运走。更何况，运输黄金之时调用的军队、警察等，都不是听命于中央银行总裁的。

答案只有一个，俞鸿钧是黄金运台的执行人，决定者是当时执掌着“最高当局”的蒋介石。

根据蒋介石在那一段时间的行程，他授意俞鸿钧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应该是在1948年10月的上海之行。蒋介石的日记中记载，10月9日，“下午约会陈景韩、俞鸿钧、俞叔平等……”至于这次约见究竟谈了什么，蒋介石只字未留。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的此次上海之行历来被认为是因为宋美龄的一封电报。

当时正在上海大张旗鼓“打虎”的蒋经国，把宋美龄的外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抓了起来。宋美龄出面调解不成，只能把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搬来。

蒋介石当即放下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置华北战局于不顾，飞赴上海。气得傅作义抱怨：“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与蒋介石更加离心离德。

在这个广为流传的戏剧化场景之下，蒋介石10月的上海之行另有深意。

也正是这个10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来到台湾，在黄金运台乃至国民党黄金劫全面溃逃台湾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星”号缉私船

陈诚是以“养病”为名到达台湾的。这并不能说完全是为掩人耳目，那时的陈诚刚刚在上海做完十二指肠手术。

此前的1948年5月，因为国民党黄金劫军在东北战场连吃败仗，以参谋总长之尊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陈诚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有人提出“杀陈诚以谢天下”。陈诚背下了东北战场失利的罪责，包括参谋总长在内的所有职务全部被免。偏在这时，他的十二指肠溃疡病发，干脆卸下所有职务到上海做了手术。

陈诚是黄埔系重要骨干将领，深得蒋介石器重。蒋介石甚至把自己的干女儿谭翔嫁给陈诚为妻。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他最为信任的爱将。陈诚手术后，蒋介石亲自到医院探望，两个人谈了三个多小时。这番谈话的内容并没有留下记录，但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回忆，手术后的陈诚希望能静养一段时间，蒋介石就让他去台湾。事后再看，蒋介石的这个安排不只是为了让陈诚静养。

1948年12月29日，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接到了一份极为紧急的电报，发报之人正是即将下野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电报命令魏道明把台湾省主席之位交给陈诚。

国民党黄金劫政权的逃台计划正式启动，蒋介石启用了他布局台湾最重要的棋子，让陈诚接管台湾，作为国民党黄金劫逃台“总接应”，蒋介石可以说是“知人善任”。大溃败之时的国民党黄金劫能够很快在台湾站稳脚跟，陈诚可以说居功至伟。而陈诚手中最有力的一张牌，就是分几批从大陆运来的巨额黄金。

在黄金运台的过程中，俞鸿钧、蒋经国和陈诚是最核心的三个人物。俞鸿钧把黄金从国库中调拨运出，蒋经国出面协调军界政界，陈诚则在台湾接应。

不过，陈诚是半途中介入黄金运台的。第一批也是最大的一批黄金平安运抵台湾的时候，陈诚确实是在养病，对黄金之事一无所知。

不但是他，即便是负责运输这批黄金的海关缉私船，绝大多数船员也不知晓自己究竟运输的是什么货物。

这艘运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船之一，空重是500吨，满载是700吨，航速可达每小时12海里。“海星”号船不大，速度慢，武器装备也很薄弱，用它来运黄金看上去并不合理，更好的选择应该是军舰。

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煞费苦心的安排。

首先，运送黄金一事必须避人耳目，一艘大型军舰停在外滩码头，远比上海江海关的缉私船要惹人瞩目得多。其次，国民党黄金劫海军内派系林立，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有渗透，国民党黄金劫对此早有所知却防不胜防。在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有几十艘国民党黄金劫海军的大小舰艇起义。避免使用军舰运输黄金，是避免黄金运台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获知、破坏的防范之举。

而海关历来是个“洋机关”，中共地下党组织渗透比较少，“海星”号在1948年底运送了两次黄金，确实瞒过了几乎无所不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但到1949年1月底以后，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江海关已十分活跃，此后的国库黄金就只有“冒险”以海军军舰运送了。

当年“海星”号船员范元健后来去了台湾。上世纪90年代，他在接受电视访问时曾回忆了第一次运输黄金的神秘之旅——

12月1日，“海星”号停泊在黄浦江的海关码头。大概是下午两点钟，“海星”号舰长钟福林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可是直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

深夜一点左右，“海星”号忽然开动了，但是航向并不像舰长说的“出航”那样顺江出海，而是偏向左弯，驶进不远处的中国银行专用码头停靠。

1927年，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外滩15号原上海华俄道胜银行大楼。中央银行并没有新建大型金库，而是将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银行中国银行现成的金库征作国库。国家储备黄金就存放在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金库中。这座金库有三个篮球场大小，号称“远东第一”。

“海星”号的船员们对这次靠岸不明所以，但很快，一批挑夫行动迅速地将大量沉甸甸的木箱子搬到了船上。船员们看着那些个头不大却让挑夫们非常吃力的木箱子，窃窃私语地猜测：“里面装的是金砖吧？”结果招来舰长钟福林严厉地训斥：“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只管完成任务就是！”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海星”号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仍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一直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

台湾方面也是直到这时，才接到了黄金启运台湾的通知。据时任台北海关秘书科主任的王树德回忆：在一个深夜，原台北海关三沙湾电台收到由上海海关总署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电文内容略为：“政府已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及白银××吨交由海关‘海星舰’运台，该舰将于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协调有关单位做必要之安排”。

王树德当即向台北海关报告，并依照指示部署各项接应运输措施。

“海星”号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朝台北绝尘而去。

将近30年后，王树德从海关退休时，获得了蒋经国亲自颁发的景星勋章，他是中国籍海关服务人员中唯一获此勋章的，很可能有功于第一批黄金运台时迅速而周密的接应准备。

蒋、李争夺

就在蒋介石把台湾确定为国民党黄金劫的“复兴基地”、加紧实施黄金运台的同时，他的总统之位遭到了挑战。这份挑战不仅来自军事上已有泰山压顶之势的中共，还来自国民党黄金劫内部——桂系开始“逼宫”了。

1948年12月24日，被蒋介石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从汉口发来了着名的“亥敬”电，请蒋介石恢复国共和平谈判。蒋介石对“亥敬”电无任何反应。平津战役爆发后，12月30日，白崇禧又对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

“亥敬”、“亥全”两电虽未明确要求蒋介石让位，但历来被视作白崇禧“两电逼宫”。蒋经国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中记载，白崇禧发出“亥敬”、“亥全”两电后，“李宗仁、甘介侯等辈随即宣布和平主张，提出五项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蒋总统下野”。

不但是桂系，美国人也准备抛弃蒋介石了。圣诞节这一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拜会蒋介石，当面表达了希望他下台的意愿。

蒋介石已经内外交困。

1948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邀请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五院院长、国民党黄金劫中常委40多人，在总统官邸吃了最后的一次年终晚餐。

这顿晚餐的气氛可想而知。在尴尬、沉闷地吃过晚餐后，蒋介石宣布他已经拟好了新年公告，愿与中共“停止内战，恢复和平”，“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

在座的国民党黄金劫党政要员们各怀心事，多数人默不作声。这时的国民党黄金劫，其实已经没有资本再要求和谈了。只有几个强硬派坚决反对有“求和”之意的公告，甚至有人情绪激烈地嚎啕大哭。

蒋介石这时也干脆把话挑明了：“我自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李宗仁就不容易接手。”

22天后，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这22天中，蒋介石确实做了大量布置，不过不会为了让李宗仁“容易接手”，其实际作用恰恰相反。

蒋介石开始加紧实施撤往台湾的计划。

国库中尚有大量黄金没有运走，而失去了总统权杖后，蒋介石也就没有理由动用整个国家最后的家底。为此，他必须提前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

但是财政界对此意见不一，除了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俞鸿钧，多数人都明里暗里地反对运走黄金，因为那无异于给已经无以为继的经济乱局釜底抽薪，必将引发更大的经济动荡，加速军事上的失败。

于是，蒋介石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以强硬姿态向持反对意见者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1月11日，时任国军联勤总署军需署长、有蒋介石“总账房”之称的吴嵩庆收到指令，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从国库中运出的黄金由此“师出有名”。

最终，蒋介石在下野前还抢运了一批黄金。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舰艇“海平号”和“美朋号”装载着1800万银元、90万两黄金驶离上海外滩码头时，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此时离蒋介石下野只剩1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