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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调节部分高管的偏高收入。近年来，国家对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制定了一系列规范，目前存在“自定薪酬”、水平偏高的主要是一些地方国企和某些央企的二、三级公司，这应当是下一步规范的重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确定机制也应更加完善，内部制衡机制要进一步健全，确定过程应更加公开透明。 “前两者可以先期改革，继而再调节某些社会群体的偏高收入。”苏海南认为，如果这方面调整过快，可能会加剧富人移民、财产外移等问题。 因此，“首先要加强银行的监管、财务会计制度的管理，摸清其收入底数；同时规范他们的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其过高收入。在条件具备时，通过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方式来调节过高收入。”苏海南说。针对存量的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主任尹中立(微博)持相似看法，只是他认为步伐应更快一些。“从金融的角度来看，中国贫富不均主要表现就是资产价格的暴涨所致。特别是房地产，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每个家庭的贫富。因此中国应尽快引入‘财产税’，包括不动产税等应该早些推进。”尹中立说。 值得关注的是，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也会导致财政收入的调整。这是否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呢？ 对此，苏海南分析指出，虽然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下降，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但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到位，中国经济蛋糕的质量更好了，足以支撑收入分配改革。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有助于拉动内需，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财政收入的大小，不是关键问题。如果收得多，用于民生的多，老百姓也没有意见。”苏海南说，目前来看，中国还不会像欧洲那样，大幅提高福利，而是合理地提高福利水平，因此只要“开源节流”，并不是说只有财政收入保持30%以上的增长，才能保证民生开支。 实施细则仍面临各方利益博弈 改革挑战 虽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要出台的消息让市场充满期待，不过，方案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在专家看来，后续配套细则出台和落实才是更重要的。然而，这一过程仍将面临诸多博弈。 李实对记者说，此轮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会提供一个改革框架，“制定具体的实施措施仍是下一轮政策博弈的关键。方案出来后，在后续实施过程中依然可能会遭遇讨价还价等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在每一项具体政策上取得共识。” “近期来看，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特别是高收入行业和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把这些作为短期的突破口。特别是如果能够结合反腐，来解决不合法收入问题，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对于政府的威望提升至关重要。”李实说。 李实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他指出，一方面，要想办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使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收益。这就需要研究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理清土地的产权等问题。同时，让农民有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在城市中消除对农民的制度歧视，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此外，还要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等。“如果能在这些方面下手的话，经过3-5年，农民的收入就会有很大变化。” 另一方面，要限制垄断行业的发展，打破让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和限制。并且，对于垄断行业利润和收入的分配也要制定内部分配改革方案。 长期来看，则要逐步建立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李实说，在初次分配方面，要完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机制，消除制度障碍。在再分配领域，要建立好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和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机制。（上海证券报） (责任编辑：laiquli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