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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看病”成了中国人就医现状的真实写照，而“不敢看病”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不起病”。看病与上学、买房被老百姓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在一次社会调查中，很多老年人说出了“不怕死就怕生病”这样让人心酸的话。“看病贵”不仅成为2005年乃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老百姓最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疗纠纷增多的本质原因。 除了看不起病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欠账逃费。一部分患者因经济困难无法承担医疗费用，逃账、逃院事件屡有发生，给医院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有数字表明，现在全国至少有15个亿的医疗欠账。 《健康报》曾以《逃费乃是无奈之举》为题，表达了一个贫穷老农的心声，文章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道理我们也懂。说实在的，医生护士为我们除病祛灾，我们真心感谢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我们的确不应该欠医院的钱不还，可是我们没钱。穷人无礼仪啊！” 在川东北老区某农家，一位朴实的农村汉子毫不隐晦地承认了他与妻子两次在两家医院逃费的事，一次是妻子引产大出血，另一次是他在外地省会打工被人打伤。这农民汉子的家是三大间土垒的瓦房，正屋是客厅，堆满了农具什物；昏暗的两间卧房里，除了挂了至少十几年的蚊帐和已看不出底色的被子外，基本上可以称得上家徒四壁。牛圈里有一头黄牛，猪圈里空空荡荡。看到这一切，我们无法再追问他为啥要逃费。据他说，他还不是村子里最穷的，有的穷户连走出大山求医的路费都没有。 相对城镇，农村还算好一点的，至少他们吃的是自家地里长的，不用花钱。而城镇贫民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们不敢有病，否则全家跟着遭殃…… 一方面是患者逃账，一方面是“见死不救”在医院频频上演。2005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健康时报》发表“健康时评”，评论中说：“在（医院）几近残忍的冷漠背后，更让人慨叹的是社会医疗保障惊人的薄弱。实际上，保证每一个危重病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救治，不仅是医院的责任，也是相关部门的义务。反思这些本来不该泯灭的生命时，一味地把责任全都强加给医者，至少是不全面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独立运营的医院代替职能部门的功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医疗保障，甚至是无限的医疗保障，这可能吗？现实吗？现行医疗体制对‘贫困人群医疗救助体系’的缺位，才是造成医院见死不救事件频发的关键所在。”曾被誉为“中国卫生经济学鼻祖”、“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的掌门人”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研究室杜乐勋教授坦言：“发生‘见死不救’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救治经费政府不负兜底责任……政府兜底的包袱卸下了，病人的负担上去了。”（《当代医学?医改二十年》） 谁为贫穷患者买单？这是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重视和该解决的时候了。 看病贵也有合理因素 其实，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除了非合理的因素之外，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价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以及脏器移植，心脏支架、搭桥等一系列医疗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新药和进口药品的使用、医疗设备升级换代等等也是促使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一个烧饼都由5分钱涨到6毛了，医疗费不可能不涨。 我国的医学发展紧跟世界潮流，在有些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医学越发展，看病越贵。因为技术水平越高、救治方法越多，能控制的疾病就越多，人的寿命就越长，疾病就越复杂，医疗成本也就越高。新中国成立５0多年来，营养、保健、医疗水平的提高，已使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１９４９年的３５岁上升到如今的近７２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数字枯燥，却见证变迁；数字无言，却折射中国人越来越高的生活质量，也反映了“十五”期间我国卫生事业的长足发展。从35岁到72岁，其间医疗成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和过去相比，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癌症、心脑血管等疾病高发，这些都无疑增加了医疗费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健康、要想长寿，就要付出“维护成本”。 另外，日新月异的医学新技术在拯救生命的同时，也在让人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尚未普遍开展肾透析，那时候，如果得了尿毒症，患者只能在绝望中等死。在肾透析得到普遍应用的今天，患者的生命得到显著延长，在我国靠肾透析生存时间最长的患者已经达到20年以上，但前提是一定要有足够的费用支持。我们常说，花多少钱也换不来一条人命，但在有重病同时也有救治方法的情况下，钱这东西确实可以延长甚至兑换生命！每年10多万元的透析费，20年就是200多万！人到了这种地步，生命就是用金钱堆积起来的，金钱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有钱则活，没钱则死。 做医生真难 现在做医生真难！北京某大医院“医保办公室”负责人谈及这个话题时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在病人全额交费、由单位统一报销的年代，拖欠医院费用的不多，涉及医院的风险不大，医疗纠纷也少。现在一般的医保定点医院医保病人已经占到六到七成，而医保政策在用药和检查等方面都有铁板钉钉的管理规定，这无论对医生还是患者都是严格的限制。首先在药品上，就分为自费药和部分自费药，医生不能混淆，如果把自费药开到医保处方上，患者又把药吃了，患者无法报销再找到医院理论时，医生恐怕就得替患者买单了。再比如“急3、慢7”，意思是说，给急诊病人最长只能开三天药，给普通慢性门诊病人开的药最长不能超过七天。有10种疾病，药可以开到一个月，哪10种病医生得记清楚了。处方上每一个项目都要填全填正确，否则都视为不合格处方，医院都会对不合格处方的开具者有严格的经济处罚规定。最让人头痛的是几乎每个月医保政策都有改变，医生刚熟悉了旧有的制度，又出现新的规定了，医生只能不断适应。 门诊医生还稍好一点，病房医生可能就更难了。住院患者病情一般都比较重，无论在用药上还是检查上都更复杂一些。一个低蛋白血症患者，因病情需要输了白蛋白，假设医生在相应的病历记录中没有按照医保工作人员能看懂的标准写清用药原因，费用将被医保中心拒付，拒付的理由是“超范围用药”。假设医生在抢救患者时使用了自费药品，而忘记让焦急的患者家属签署自费协议，或者给患者作了某项化验、检查，对诊断和治疗也起到了指导作用，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把化验或检查单放进病历，也将遭到医保中心拒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医保病人住院，除了交起付金（1300或650元）外，只需交3000元到8000元的自负押金。出院以后，医保中心和医院结账，符合医保要求的，医保中心将费用划给医院，否则拒付。一旦拒付，医院和医生不但白干，还得往里倒贴钱。因此“费用回归”就成了医院和医生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一方面，医保中心的监管促进了医院的管理，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医生的工作难度和医院费用回归的风险。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为纠纷埋下了隐患。 (责任编辑：laiquli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