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洪说，他的偶像是毛主席。

南方农村报讯（记者 李世敏实习生何梦）“我的偶像是毛主席。我跟毛主席有点像，经常要出生入死。”7月4日，34岁的湖南邵阳人阿洪（化名）指着卧室里的一幅毛主席画像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

2003年，阿洪在深圳开始了“线人”生涯，从此游走在警与“匪”之间。手机号码和住址频繁更换，经常与劫匪强盗混在一起，不时出入吸毒场所，为警方搜集提供破案线索……这样的生活让阿洪显得孤独——没有媳妇，没有铁哥们，因为多年不回老家，几兄弟之间的联系几乎断绝。

疲了，也倦了。8年过后，阿洪放弃“线人”生活，选择去深圳富士康打工。

入行＋

偶然机会成“线人”

父亲早逝，小学三年级辍学在家放牛，16岁南下深圳打工——阿洪的少年时光有些悲凉，但倔强的他相信“爱拼才会赢”。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来深圳的头十年里，他辗转在多家工厂打工，生活重复而单调。

直到2003年的一天，他见到一位老乡吃的是鸡鸭鱼肉配小酒，“感觉太阔绰了。”当时正值一些湖南人在深圳从事入室抢劫、盗窃的猖獗时期，阿洪几乎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这些老乡拎回大包小包，里面塞满了偷回来的电脑、手机等。混熟了之后，一些老乡向他吹嘘，他们在罗湖“有时一天可以搞到100来部诺基亚手机”。

强烈的正义感从25岁的阿洪心中涌上来。随后，他陆续向警方举报了几个湖南人的作案线索。由于阿洪也是湖南人，罗湖区公安分局一位领导提出让他做卧底。虽然没有任何经验，但阿洪想尝试一下，就答应了。警方为他提供了罗湖某社区警务室一民警的电话。阿洪每天下午2点左右向其汇报情况，并单线联系。2004年，与阿洪联系的民警调到另外一个派出所，阿洪的“上线”变成了一名赵姓警官。

此后，阿洪专职潜入犯罪团伙中。他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做“线人”更多依靠的是个人的资质和头脑反应，这些很难培训出来。“刚‘上岗’时，警方只是向我简单讲了一些自我保护常识。”阿洪说，经过多年“实战”，他也摸索出一些经验，“比如不要直接询问对方的作案时间和地点，那样很容易引起怀疑。”他说，“我常会从一个区跑到另一个区，跟‘同行’们炫耀说，听说昨晚某某在某地干了一单大的，抢了很多钱，对方听了经常会很不屑地说，这也叫大？我昨晚在某某地方抢了更多的东西。”

阿洪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线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一定要强，“有一次，警方实施抓捕时，嫌疑人正在一个小店打麻将，我假装在旁边观看，让警方将我也一起带到派出所，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嫌疑人对我的怀疑。”

阿洪的生活开始变得神秘而不居。伴随着女朋友的离开、家里兄弟在听说他的“劣迹”后逐渐疏远，阿洪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

尴尬＋

奖励不够做路费

“我花了两三年时间，协助警方将几个由湖南人组织的犯罪团伙彻底铲除。”即使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年，阿洪谈起辉煌“战绩”仍难掩自豪和兴奋之情。

阿洪印象最深的一次卧底行动是2004年协助警方破获一起入室盗窃案。“当年11月警方收网后，我遭到了一些‘漏网之鱼’的毒打。”阿洪说，“这些年，我协助破获的大小案件有100多起，得罪的人也多，被打是肯定的，被打得厉害时我就装死。”他撩起裤腿，比划着几近被打平的踝骨说，“身上的伤就是我为深圳治安做出贡献的最好见证。”阿洪说，每次被打后，他往往只向和他联系的警察说句“工作遇到了点挫折”。

卧底收集犯罪证据，适时通知警方收网，再从后者那里领取报酬——这就是“线人”阿洪的赚钱方式。“我曾协助破获一起假钞案，一次就获得奖励3000元。”阿洪说。

不过时间久了，阿洪觉得，相对于工作风险，他获得的报酬有点少。“刚做线人的时候，也没和警方说报酬和待遇问题，纯粹是自愿行为，有时没钱了，也找他们(警方)拿一点。”阿洪说，2011年4月，阿洪协助深圳市宝安区某派出所破获了一起毒品案件，警方当场缴获海洛因20克。虽然阿洪随后获得了2000元奖励，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我觉得这点钱连路费都不够，为了取得嫌疑人信任，我交易的2个货(一个货为1克毒品，价值400元左右)都是自己垫付的钱。”阿洪认为，除了正常的奖励之外，警方还应将他为协助破案所产生的必要花费报销，“可他们一直说没批下来，后来还是参与破案的一名张姓警官给了我1000元。”

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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