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我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也非常感动，几位老师对于影片的不足之处，提出你们的意见，我认为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这些意见我都会琢磨琢磨。张颐武老师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但是今天你的话给我很大的震动，就是《搜索》这部电影终结了第五代，我还得花时间去琢磨这个话里边的意味，因为我记得在1988年的时候，我去了美国的一个研讨会，与会者多是美国文化界人士，包括他们的很多现任官员，也有一些我们国内的知名人士，譬如说像吴子光老师都去参加，我也在那儿听他们之间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间，一些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执，这个激烈的争执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几乎所有中国的文化人都向美国人强调，我们特殊的国情。这个特殊的国情是你们美国人理解我们中国的最大障碍，你们永远也不会懂得我们中国，语言激烈到这样的程度。但是在听着这样激烈的争辩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可以不用向别人说，我们是特殊的，这一点结合张颐武老师刚才讲的话，让我很有感触，是否是说，我们从今以后拍的电影以《搜索》作为一个标志线，我们可以走入了一个正常国家的表达方式，和正常国家的道路。但是这样震动我的话，又使得我想跟大家吐糟，在个人感情上，我永远无法摆脱文革对我的影响。我深切地意识到10年文革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所造成的损害是永难弥补的，永远的，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我的内心深处有时不时会犯起来的疼痛感，因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再有，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个东西。因此如果我有政治态度，我是西方概念的左派，我曾经在浙江大学发过一次言，我说到，30年代的左翼电影工作者是住亭子间的，不是住豪宅的。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很偏激。但是我自己一直认为，拍电影的人应当和贫穷的人、得病的人、被抛弃的人、无人理睬的人站在一起，而不应该与权势者站在一起，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我在我的不同的电影中间，不管有没有这样那样的缺失，我永远在说，权势不可能永远彰显，权势永远战胜不了我们内心中间最珍贵的那一点东西，我把它形容为叫志大而量小的那一点点东西，因此才有《搜索》这样一部电影。我承认刚才陈教授说，对沈流舒这样的人物，你是不是不够宽容，因为我说了，我是一个那种意义上的左派，所以我觉得资本的话语权在我们中国社会的膨胀，造成像陈若兮这样天真的记者最终的失败，但是陈若兮不是失败者，陈若兮最后告诉自己说，我要重新开始。潇洒地离去。这些都是我自己一贯认为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在西方社会也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好，随时都可能造成迫害的，我有一天接受采访，那个记者突然泪下，我说你是怎么了，他说，我昨天就送走了一个我的同事，我们跟他喝了酒，我说你这个送走同事是什么意思。他说，那就是另外一个陈若兮。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想，可能在处理人物方面，我一直坚信就是一个电影学院一直教给我们的创作原则，就是叫模糊性。对人物不要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因为导演永远不是裁判者，而只是观察者而已，结论永远在影评人手里，在观众手里，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感受。

　　那么我确实是可能半有意的半无意的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我说到了，张颐武老师的话我还得琢磨，就是这个。王学圻的表演方式在观众中间引起很多笑声，可是在我们讨论王学圻这个人物的时候，也常常会说着说着就笑了，就是说他是这样的表达的，他是这样的语气等等。但是在剧院中间，在电影院中间，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发出如此精确的对应是我没想到的。换句话说，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点我们所说的淡淡讽刺。不是尖刻的锐利的歹毒的讽刺，而淡淡的讽刺，这个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我讲到另外一个观点，我说我们中国电影中间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整体的缺失，就是对自由的向往，我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中国人今天可以有迁徙的自由，寻找工作的自由，但是我们永远无法接触叫做心灵自由的东西。一个人在他在晚年的时候，跟他的朋友说，所谓生活的美好是通过绝望的眼睛看到的，没有这绝望的眼睛，你看不到生活的美好，我认为叶蓝秋这样一个人物，也许是我把她理想化或者浪漫化了，她是在生命的紧要关头才意识到自由对个人的重要，她才决心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渡过她最后的人生，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当下而不是我们创作的，事先能够决定的，我多次说过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们中国电影中间真有一种叫做自由的气息，这个东西不能量化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电影可以得到的一个东西，叫被尊重。不能出现自由的气息，这个被尊重永远不会发生。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在座的全都是老师，甚至是我们学院自己的老师，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想借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说几句心里面的话，陈凯歌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我自己非常清楚。前几天我接受了一个采访，我就讲到我自己那样的心理历程。走进电影学院，大家说陈凯歌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只能说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摆脱文革对我的被动影响，我永远记着我父亲怎么站在我的面前，而我站在那儿若无其事地不去帮助他。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母亲对着墙站着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是红卫兵，拿一把椅子走到她跟前，我母亲是心脏病，60岁就去世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母亲不坐，她在一定程度上教给了我很多东西，就是这些生活中的细节。

　　所以我只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对中国电影，有我自己个人的一点责任，这和集体、整体完全无关。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刚才张颐武说的那个，对我还是震动的话题，但是当叶蓝秋面对着所有的观众的时候，我拍着一个60格的镜头，这个60格的镜头，让我想到集体说你错，哪怕只有5个人的集体说你错，你就真的错了，今天张卫老师开场就讲，就是说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个体地位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难以有真正的进步。不管这个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但是是否在网络化存在的时代，就具有对一个人惩罚的权利，整体有没有对他进行惩罚的权利，今天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所以我是想说，我非常的高兴，我仿佛回到了80年代末，几位老师的话，我都觉得就像当时李陀老师，他们这些人在那儿激烈批评，所以希望以后你们一定也不要留情，你们觉得不对的，你们就得跟我说出来，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受益，谢谢几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