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北方发生推翻曹锟、吴佩孚的事变，孙中山应邀北上讨论和平统一和建立中央政府问题。他在“北上宣言”里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根本的政治主张，并发表演讲说：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便可以和平统一，大家便可以享太平幸福。但是当他到达天津时，得知段祺瑞提出的召集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的主张，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当受骗。这时他被肝病因倒，在病榻上发了《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在电文中他历数了历次所谓代表会议的弊病，说十四年来，会议屡开，皆无良果。揆其原因，实由于会议构成分子皆为政府所指派，而国民对于会议无顾问之权，既不能选举代表参列议席，甚至求会议公开而不可得。政府指派之人物，一般都是势力派的代表，其各自的利害情感，杂然互殊，往往苦于无调剂之术，所以会议不能得良果，那是必然的了。孙中山的总结是真实的。事实上，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风暴到来之前，孙中山的四大民权、五权宪法不仅不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且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孙中山在含恨离去之前，发出了“唤起民众”的呼喊。

　　正是在孙中山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时候，以毛主席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深入地发动工农民众，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暴，最后把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彻底打翻在地，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孙中山先生口口声声地追求的“民权”，应该说是实现了。而且永远避免了他所顾虑的资本主义的一切后患和灾难。孙中山也没有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的国家政体，也解决了他所担忧的“民权”与“治权”的矛盾、民主自由与集中统一的矛盾。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才有条件去正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四大民权、直接民权、五权宪法等法制思想中的一切合理成分，把它作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加以批判地总结和继承。历史的教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铸成了永远不能磨灭的碑铭：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夺取的革命政权，只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人民享受和不断扩大民主权利的根本保证。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丛刊1979年法学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