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迎合着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的倾向，丧失对社会的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一些听起来与经济热点、权力资源直接相关的专业，便门庭若市，学生家长宁愿放弃名牌学校，更不惜出高价挤进去。

　　可是，这些时髦专业的课程设计者、教科书编撰者大多是以空对空，现炒现卖，既缺乏理论思维，也不具有实用价值。任课教师里，大多是投机于热门专业，没有扎实的理论修养，一味追逐现实热点，心态浮躁，盲目务实，多是挂羊头卖狗肉。

　　不少热门专业的学生进校成绩相对较高，从文章看得出，本来智力水平较高，基础不错，应付知识性的学习绰绰有余。但由于没有超越功利之上的心理动力，引导他们进入学习和探讨的深层次，心态普遍依从社会时尚而定型，早熟、老练、自恃甚高、玩世不恭，学习热情淡薄，见解浮于表面，只是以外在的世俗目标规划自己，甘愿做学习机器。浮躁四年，到头来不过得到一些浮浅的实用知识和技能，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基本上停滞在中学水平，综合修养、心理品质往往较差。

　　毕业后，当薄薄的镀金层剥落，便成为彻底的庸才，事业后劲全无。没有内在的信念和理想，成为争权夺利的小爬虫。只能承担简单的工作，随波逐流，却没有根基，没有底蕴，没有后劲。他们能应付社会转型的混乱，但不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创造。

　　与之相反，冷门基础专业的学生的选择大多是非情愿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兴趣投入这些被认为没有前途的专业里，但有些人钻进去了，改变了自己的日常思维，形成了内心的文化积淀。在他们走出学校时，在自己的专业里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选择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起初他们比那些对口专业的毕业生要笨拙得多。然后，由于有过扎实的理论思维训练，一两年之后适应过来，逐步显示这种学科基础作用和综合优势，不久便会超过那些技术性专业学生。

　　文科里最典型的是中文系和新闻系。前者是少有人想进的老系，毕业找工作成问题；后者则是挤破门坎的热系，毕业与堪称“无冕之王”的新闻单位对口。通常，他们的毕业生同在新闻部门工作，中文系的学生一开始较难以适应，但不久就能发挥出基础优势，后劲足。而新闻系的学生一开始能熟练应付一般工作，时间久了却还是那些程式化的技能，很难有实质的长进。

　　在一些底蕴深厚的名牌大学里，有学生终于发现真正学问在哪里，便反潮流走，从热门专业转到文史哲等基础专业。

　　●大学的酸腐——生活化、市侩化、庸俗化，物质消费泛滥，文化精神空白，无以教化社会

　　大学体现一个民族的最高文化。它是服务于民族的战略利益的高级文化机构。它的文化使命是它最大的骄傲。

　　大学生活与市井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是由习俗或道德维持，而是由学者和大学生内心的追求支撑。独立的知识探索、相互的学术切磋、独到的思想发现、大胆的创作革新、自由的个性创作是人们成功与快乐的源泉，是荣誉和价值的最高体现。

　　1996年，一位中东富翁要向牛津捐赠1400万美元。对这所经费不足的大学来说无疑是让人兴奋的，但学校管理委员会以259票对214票作出了不接受这笔捐款的决定。原来接受捐款和接受管理委员们的治学观念相冲突。牛津一向主张治学为本，甚至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开设商业管理学课程，认为这是谋利的学问，不应该让学生们去学。到手的钱不要，真是书生的清高与迂腐。但正是这种精神，牛津为国家培养出29名首相，剑桥为世界培养出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摘自网友：雨来】

　　我在南方一公司讲“大学与现代化”。一女职员谈起自己在大学的经历，一大款给学校捐了一笔钱，副省长率校领导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向他道谢。大款带着情妇入住学校著名历史建筑，饭桌上当着服侍他的一群学生，谈他令人作呕的人生哲学。

　　大学教授本来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并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不需要以产业利润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超越具体的、当下的、狭隘的物质利益，他们的兴趣、热情、爱好、志向在一般公众不可企及的创造性事业上，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思想创作过程，并且以这种高层次追求为快乐和自豪，而不是混迹于市侩生活之中寻找低层次的趣味。

　　大学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一部分教授下海，去办公司，搞产业开发，直接走向社会未尝不可，但它不能成为主流。生活化、市侩化及腐败现象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消费社会中难以避免，但作为大学的主流则是严重病态。

　　今天大学成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圈子，容纳着大批平庸的市侩或包装的市侩，名义上从事高尚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并让社会仰目以视，实际上却不惜一切手段捞钱、发财。大学没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真正的高级文化，其真正使命被漠视，甚至被瓦解，与世俗生活的差距日渐缩小。徘徊在功利主义层面的学术研究当然毫无价值，不如干脆搞点实用开发，赚点小钱。

　　在西安，一位外表令人尊敬的学者全家出动，打着“理想信念”的幌子开学术会议，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人们从外地赶来也是公费旅游，没人内心里当真，只是表演。他慢慢就原形毕露了，向与会者收取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各种费用，高额发票涨到许多单位实在报不了的程度。为了要钱，频频撒谎、改口，最后到了那张老脸都撕破的地步。

　　可以理解，一生的“学术”都是空话、假话，如今就剩下这张老脸，再不捞点实在的东西，死了不值啊！

　　现代生活普遍是实用主义的，一件事必须管用，必须有利于什么。然而这一情理之中的实用主义、唯物主义却没有绝对性。一个对象的价值是多样的，或者潜在的，无此用可能有彼用，今日无用明日有用。人们衡量一个对象有没有用，只能是在当下有限的范围内。因此，短视、近视是现代社会的最大通病。何况在人自己的内在的需要上，更不能以外在的尺度来衡量。

　　西方现代社会的物质表象的背后，是深刻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人的智慧不在不着边际的理论争执上，而在人际间现实利益的关系里，物质生活只能维系直接的农耕生产，无法提升，无从超越，社会生产趋于停滞，发展与动乱交替。

　　过多接受现实，心中的世界过早凝固，不再有生命活力，更没有质疑与想象。有的人假老练，背弃基本的诚实。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心计太多，城府太深，狡猾太过。这不是智慧，只是小聪明。将人的智力消耗在这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