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传统狭窄的腐朽心态往往是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造成的，学生走出自己熟习的生活到外地上学，能以超越的眼光了解所在地的生活，无拘无束地主动参与其中，更有利于接纳现代意识，吸取积极的启示，克服狭隘心态。毕业后，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回忆更丰富，相互间有更多珍贵的社会联系，拓展每个人的信息来源和活动空间。

　　其三，学生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保持相当的距离，能够防止本地常有的身不由己的关系网的圈入，削弱世俗生活中利益关系的侵蚀，有助于保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和选择能力，形成学校高雅的文化氛围。

　　其四，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大学生，从小在家里受到太多呵护，个人选择受到太多干预，如果再不独立生活，将会彻底丧失自主的能力。异地上学能顺势摆脱家庭的过分溺爱，假期回家的旅行，更是增长见识，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的好机会。

　　其五，对曾经有过挫折的学生来说，新环境更是一次告别阴影，摆脱消极心态，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一种新的人生经验。

　大学是现代理性的摇篮，决非社会动乱的温床；邪教蔓延，正是大学文化失职带来的耻辱

　　1999年春夏之交，在众人关注的大学校园里平静如水，而人们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的“法轮功”却闹出了大新闻。

　　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尤其到80年代末，人们脑子里有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大学是自由化、激进思潮和盲动情绪的温床，是社会转型时期最不稳定、最敏感的火山口，随时可能喷发，造成社会动乱甚至政权倾覆。这是个极端错误的、危险的结论。

　　这个偏见，往往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韩国、印尼、欧美的大学生运动现象所加强。其实，国民政府遭遇的学生运动不是针对30年代的内政建设，而是在对日妥协、内战以及社会腐败上；韩国学潮主要发生在腐败泛滥时期，现在好多了；印尼学潮主要是针对苏哈托利益集团的腐败；60年代西方大学生运动是针对官僚主义、越南战争以及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

　　真正的腐败和动荡之源，一在无序竞争的市场，二在没有权力制约的官场上，三在物欲泛滥的市井生活中。

　　只有当经济、政治结构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又缺乏有远见、有权威的力量来纠正偏差时，青年学生才会产生过激反应。

　　只要精英阶层正视危机，积极处理存在的问题，学潮完全可能避免。即便发生，也可以引导为克服现实问题的正面力量。

　　共产党本是驾驭学生运动的能手。直到文革，毛主席都娴熟地运用着这一特长。但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受极左势力裹挟的红卫兵运动给第二代领导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造成他们对青年学生激烈情绪产生敏感的条件反射。开放后，刚出现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苗头，一些人出于对学生娃娃政治激情的反感，以及对知识分子政治见解的鄙视，往往采取简单的压制方式来处理，造成思想文化与政治权威之间隔阂疏离，改革方向的动摇，一次次积累，终于酿成不应有的冲突。

　　80年代高校周期性的学潮，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拉锯，相当程度上归因于党内政治生活在转型时期的非常状态，社会腐败与党内分歧等因素的耦合。其实，这是人们的思想无法驾驭快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不是思想文化界的责任。

　　学生的政治热情本来是克服当时社会危机的一种正面、有序、积极的力量，并不一定构成政治对立面。只有当权力本身出现裂缝或者社会矛盾尖锐化时，它才引发无序的冲突。所谓自由化分子也是此前不必要的政治压抑造成的。

　　传统社会以宗教信仰、世袭权威、暴力统治及传统习惯维系。现代社会则以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契约原则规范人际之间的交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特权意识、权力崇拜、人身依附、宗法观念、人情关系网构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理障碍。

　　通常，旧的权威不愿放弃特权，新的特权又试图取而代之。但大学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超越利益集团，是制约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进步的力量。大学文化的使命是培育公民的自我意识、独立意志、公平竞争、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等理性素养。大学文化和大学生文化运动才是社会转型的稳定力量，是新文化秩序的建设力量。

　　现代进程本是由大学的知识精英引导的，当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政治本位和意识形态中心的传统体制，知识精英作为独立思想者受到新的压抑。这种政权中心与大学知识群体的紧张关系，既可能是稳定的威胁，也可能是发展的动力。

　　这种压抑不时会有冲突，经历此消彼长，逐步缓解为理性的状态。关键在于，政治操作与文化学术批判之间既要保持一定距离，相互间独立的、理性的运作，不要轻率而武断地评判、干预，避免产生互不信任、逆反心理甚至冲突。

　　第一，任何新生力量的出现都是一种挑战。经济特区了搅起了传统糟粕，引来了外来腐朽势力，它能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关键在于改革者能够组织积极力量，维持主旋律，同时尽可能地保持思想的宽容，及时处理和缓解矛盾。

　　第二，大学知识精英是高文化素养的群体，理性和良知的主导力量，他们正是超越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利益冲突的精神平衡因素，是社会失衡的一支校正力量。恶性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正需要他们的适时监督。

　　第三，党内需要有一批真正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理论家演奏主旋律，革新旧的意识形态，拓宽思想文化视野，提高干部的理论思维水平，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增强建设的力度，避免舆论宣传假、大、空、官、套效应。

　　第四，激进思潮有一定煽动性，但群众趋于务实而保守，如果不存在恶性腐败，并不会引发持久激进运动。

　　第五，改革者维护和崇尚文化的权威，在社会公众中得到更多道义支持，也是洁身自好的约束、积极进取的承诺。

　　最后，在价值选择上，过去人们以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为标准，对文化、科学的尊重仅限于工具与实证的领域。现代文化不能迷信抽象原则和权威话语，应当实行平等对话，进行群体性的创造，为社会发展创造灵感和动力。

　　在社会稳定的重点任务下，大学精神由于受意识形态的重压而畸形成长，一旦发生动荡，青年学生可能成为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但在90年代末，几乎没有人注意的另一种危机公开显现——与大学理性精神堕落相联系的邪教势力抬头。

　　人的精神信念是根本，旧的理想退化，科学结论、现成知识、物质现实无法解决人的精神需要，灵魂无处安顿，终极关怀的问题日益突出。这时，低级宗教给予人们在现存社会文化中不能得到的期待，填补人们精神的空白。